第七十九章 愚公移山
一九七九年的春风，还没真正吹进深山坳里时，红旗沟的人就已经先动了起来。不是被上面催着，是自己心里憋了一股劲——守着几座光秃秃的山，世世代代靠天吃饭，饿过、穷过、怕过，如今再不拼一把，后辈人还是要走老路。
村支书高书记在大喇叭里喊了一声：咱们也要学愚公，移不走山，就把山改成田！
一句话，点着了整个村子的火。
那时候还不叫什么工程队，村里人顺口就叫愚公队。没有工资，没有补助，连工具都是自家带的，锄头、扁担、竹筐、独轮车，凡是能刨土、能搬石的，全都扛上了山。领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爷爷。
爷爷在村里辈分高、性子犟，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，脚底下的泥比谁都厚。别人说山难改、地难种，他只当听不见。天不亮就往山上跑，腰里别着旱烟袋，手里攥着旧地图，皱着眉一圈圈丈量。他认准了一件事：枫山、南山这两片荒山，只要肯下死力气，就能变成能打粮的梯田。
村里人都说，老支书这是要当现代愚公。
爷爷听了，只是嘿嘿一笑，烟袋锅子往石头上一磕：“愚公能移山，咱们就不能改山？粮田长在山上，子孙后代就饿不着。”
那时候我父亲刚四十出头，正是一身力气没处使的年纪。打小跟着爷爷在地里摸爬滚打，骨子里早就刻下了对土地的敬畏。爷爷一招呼，他二话不说，第一个报了名。
别人劝他：“你年轻，出去打工挣现钱多好，刨山又苦又累，图啥？”
父亲只回一句：我爹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刨山是为了家，为了以后。
于是，贾庄村的愚公队，就这样成了形。爷爷是主心骨，父亲是最得力的帮手。一老一少，两条身影，天天扎在荒山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不息。
枫山和南山，看着不算险峻，可真要开荒，才知道有多难。满山都是乱石、荆棘、灌木根，盘根错节，扎进土里深不见底。一锄头下去，震得手发麻，只刨出一个小白点。遇上硬石层，就得用钢钎一点一点撬，用锤子一下一下砸。石头砸开了，还要一筐一筐往外抬，抬到山脚下堆成石堰，再用细土一点点填平。
所谓梯田，不是随便挖几垄地就行，要层层叠叠、横平竖直，既要保水，又要保土，还要能走水、能通车。爷爷眼睛毒，心里有谱，哪一层该多宽，哪一段该多高，哪条沟该留水道，他站在坡上一看，就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。
父亲就跟在他身后，爷爷指哪，他就打哪。
撬石头最苦。
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刮，手冻得裂开口子，一用力，血就沾在锄把上。夏天太阳毒，晒得人头皮发麻，汗流进眼里，又涩又疼，衣服干了又湿、湿了又干，结出一层白盐霜。父亲年轻，不怕累，别人歇着，他还在搬石头、刨树根。手上的血泡破了一层又一层，最后磨成厚厚的老茧。
爷爷看在眼里，不说话，只是把自己的粗布手套塞给他：“戴上，别伤了骨头。以后的路还长。”
父亲不肯：“您年纪大，您戴。”
爷爷把眼一瞪：“叫你戴你就戴！我这老骨头硬，不怕扎。”
一老一少，就在这沉默里，把力气往一处使。
有一回，在南山坡上撬一块巨大的盘石，几个人一起抬，都纹丝不动。有人说算了，绕过去吧。爷爷蹲在石头前，摸了摸石纹，摇摇头：“不行，这块石头挡在中间，这一整层梯田就废了。必须移走。”
他让大家找来粗绳，捆在石头上，又在石头底下垫上圆木，喊着号子，一点点往前挪。父亲站在最前面，绳子勒进肩膀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可硬是没松劲。
从上午折腾到下午，石头终于挪开了。
石头一落地，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看着父亲通红的肩膀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那一下很轻，却比任何夸奖都有分量。
父亲后来跟我说，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：开荒不是蛮干，是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爷爷不是要移山，是要给一家人、一村人，开出一条活路。
愚公队的人，越来越多。
有老人，有妇女，有半大的孩子。大家自带干粮，早上出门揣两个窝头、一块咸菜，中午就在山坡上啃一口，喝几口山泉水，歇上十来分钟，接着再干。没有钟表，就看太阳；没有机器，就靠双手。一筐一筐土，一锄一锄地，一层一层梯田，慢慢在荒山上显了形。
最难的不是累，是看不到头。
一开始，山上还是光秃秃一片，干了十天半个月，也只开出小小的一角。有人心里发虚，私下嘀咕：“这么大两座山，啥时候是个头？别是白忙活一场。”
这些话传到爷爷耳朵里，他没骂人，也没讲道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带着所有人，爬上最高的山头，指着山下：
“你们看，咱们脚下这片地，以前也是荒山。现在咱们开出一层，就多一层粮。今年开十亩，明年开二十亩，一年一年干下去，枫山南山，早晚变成百亩良田。”
他声音不高，却格外稳：“我这把老骨头，能活一天，就干一天。干不完，儿子接着干；儿子干不完，孙子接着干。只要人不断，山就一定能改过来。”
这番话，像一颗钉子，钉在每个人心里。
父亲站在人群里，听得心头发热。他看着爷爷挺直的背影，突然觉得，眼前这座山再高再陡，也挡不住人的心劲。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说泄气话。
冬天农闲，正是开荒的好时候。天寒地冻，土地冻得硬邦邦，一锄头下去，震得胳膊发酸。可愚公队一天都没停过。爷爷每天最早到，最晚走，有时候天黑得看不见了，他还在山上量地界、记尺寸。
父亲怕他摔着，天天陪着他。
有一次下小雪，山路滑，爷爷一脚没踩稳，崴了脚，肿得老高。村里人都劝他回家歇着，他摇摇头，找根树枝当拐杖，一瘸一拐还往山上跑。他说：“一天不动工，就少一层土，误了时节，明年就种不上庄稼。”
父亲心疼，又拗不过他，只能更加卖力地干，把爷爷那份活也分担过来。
白天开荒，晚上回家，爷爷也不闲着。
他坐在煤油灯下，拿着铅笔，在旧纸上画梯田的草图，一层一层标上记号，琢磨怎么排水、怎么留路、怎么让土层更厚。父亲就在一旁帮着削铅笔、递纸张，听爷爷讲以前的老规矩：田要平，水要稳，土要厚，才能养人。
有时候讲到深夜，油灯昏黄，把一老一少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安安静静，却又充满力量。
奶奶常常心疼地劝：“你们爷俩，别把命都搭在山上。”
爷爷只是笑：“人不磨，不成器；地不磨，不打粮。这点苦，算啥。”
父亲也跟着说：“娘，现在苦点，以后就好了。等梯田开出来，咱们家就能多收粮，再也不用看天吃饭。”
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。
枫山和南山，在愚公队一双手一双手的打磨下，一点点变了模样。
原先的乱石坡，变成了整齐的石堰；原先的荆棘丛，变成了平整的土地；原先光秃秃的山坡，一层叠一层，从山脚一直铺到山腰，远远望去，像给大山穿上了一层层绿色的衣裳。
村里人站在山脚下，看着眼前的百亩梯田，眼睛都亮了。
谁也没想到，当年一句“愚公移山”的口号，真的让荒山换了人间。
爷爷站在梯田中间，摸了摸松软的新土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烟袋锅子点燃，烟雾轻轻飘起，他脸上的皱纹，都舒展开来。
父亲站在他身边，看着层层梯田，心里又酸又热。
他想起那些冻裂的手、勒红的肩、湿透的衣服；想起那些从日出到日落的日子；想起爷爷说过的话——干不完，儿子接着干。
如今，山没有被移走，却被改成了能养人的田。愚公没有白当，力气没有白出。
开春后，梯田里撒上了种子。
春雨一落，禾苗齐刷刷冒了出来，绿油油一片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从远处看，枫山、南山，像是铺了两层绿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那一年，梯田里的收成，比村里任何一块平地都好。
谷子沉、玉米壮、豆子饱满，粮囤装得满满当当。村里人第一次尝到了荒山变良田的甜头，见了爷爷和父亲，都竖大拇指：“老支书厉害，你们爷俩，是真愚公！”
爷爷只是摆摆手：“不是我厉害，是大家心齐。人心齐，山都能改。”
父亲站在一旁，没多说什么，可心里却牢牢记住了那段日子。
他记住了爷爷的倔，记住了爷爷的稳，记住了爷爷对土地的执念。也记住了自己跟着爷爷，一锄一锄、一筐一筐，把荒山变成梯田的每一个瞬间。
后来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农机进了山，条件也变了，可贾庄村的那片梯田，一直都在。
每到丰收时节，金黄的谷穗一层叠一层，随风起伏。村里人路过，都会指着山说：“看，那就是当年愚公队开出来的田。”
父亲每次带着我上山，都会站在梯田边，跟我讲当年的故事。
讲爷爷怎么带头，讲愚公队怎么开荒，讲一锄一镐如何撬动荒山，讲一老一少如何一步一个脚印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他说：“你爷爷那辈人，没什么大道理，就信一个理——只要肯出力、肯坚持，再难的山，也能移；再荒的地，也能种。”
愚公移山，不是神话，是真人真事。
爷爷是领头的愚公，父亲是紧跟在后的后人。
枫山、南山，两座荒山，变成百亩梯田。
改的是山，种的是田，立起来的，是一家人不服输的骨气。
那些流在山上的汗，那些磨在手上的茧，那些埋在土里的力气，最后都变成了层层梯田，岁岁年年，生长着粮食，也生长着一代传一代的精神。
山还在，田还在，人传人的那股劲，也一直都在。
